小李匪盗

各位，我在sina开了一个新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m/lihuafang，这里将作为一个备份。呵呵，希望方兴东一直改进bokee的技术＆速度。

近期发表的文章：http://finance.bbs.bokee.com/ShowThreadMessage.do?m=1&threadID=447162&forumID=141&thread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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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有空也可以去论坛玩玩：http://finance.bbs.bokee.com/ShowForumThread.do?forumID=141&m=1

摘要：温州要在长三角地区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继续保持令其他城市关注的姿态，就必须完善当地的法制建设，以及惩治官员腐败。而目前来看，能进一步保持温州模式活力的，或者从更大范围上来说，能让中国保持活力的，或许是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溢出效应。但是对这一点，没有人能保证其一定会实现。　查看全文

你知道火车票价中的2％是属于保险费吗？为了这2％的保险费的知情权，法学博士黄金荣起诉北京铁路局，要求告知旅客其中的猫腻。而要搞清这一点，就必须和保监会打官司，由此，案中案，黄金荣起诉保监会对2％火车票价的“商业保险”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管作用，保监会截然否认，认为火车票中含的2％保险费用属于以外伤害保险，不是商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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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望将发起一个未定名的电子刊物，这个项目曾经得到汪丁丁老师的大力支持，该项目着力于发挥个人在不同方向上努力的精神，对国外新出的刊物进行编译，这将是一个除了伟大本身没有别的回报的项目。前前后后这个项目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往前推进，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让我们携手向前了。这是我介绍最新一期CATO Journal的文字，抛砖引玉吧。

纪念鲍彼德

李华芳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RenaissanceTeam·北望经济学园

 

Cato Journal《卡托》杂志最近一期（Volume 25 Number 3, Fall 2005）专号发表纪念鲍彼德（Peter Bauer）教授的文章。说起鲍彼德这个名字，大概很多人会摇头，摇头人士中分两部分，其一是没有听说过，其二是说：“啊，这个极端的家伙”。是的，鲍彼德关于“对外援助”的观点的确够极端，但也展现了自由主义学者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风采。

 

鲍彼德2002年5月3日离开了我们，他是首届弗里德曼奖得主，平生伟业自有后人评说，而对于接近他的那些朋友而言，他的离去是他们永远的损失。为了纪念这位可贵的朋友，James A. Dorn，Milton Friedman，Thomas Sowell，Basil Yamey，Amartya Sen，James M. Buchanan等人于2004年5月6日到8日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一个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鲍彼德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主题涉及“资源、制度和态度：发展是怎么发生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发展”，“贸易区：移民、种族与发展”，“民主、平等与发展”，可以说涵盖了鲍彼德研究的所有领域。

 

杜展思（James Dron）在这个专辑中对这次纪念会议做了介绍。弗里德曼和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通过录影光碟对鲍彼德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持续不断的影响和贡献做出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鲍彼德的最亲近的朋友巴兹尔·雅美（Basil Yamey）从应用经济学的视角对鲍彼德的工作做了评价，认为是不同寻常的。布坎南以The Market, Yes; Demos, No要市场而非民众为题，介绍了鲍彼德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贯思路，那就是以市场化来推动发展，而不是依靠其他手段。森对鲍彼德的工作集中在一个问题里：发展是怎么发生的？概述了鲍彼德的主要思想。

 

对鲍彼德来说，最受争议的大概是他对“对外援助”的态度，尽管他对第三世界国家饱含同情，但是理智告诉他接受援助无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IMF以及世界银行在他看来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这一点同不少经济学家指出的类似，但鲍彼德从学理上阐明了国际间的经济援助是一种更大范围（世界政府式）的政府支出和中央计划思想的幽灵，会给受助国造成经济停滞、腐败以及贫困。鲍彼德深刻洞见了援助的结构性的“漏损”和由此带来的危险的可能限度。更为重要的是援助背后的强势姿态将对当地的自由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很有可能因为经济上的援助而形成不明显的精神殖民，最终戕害当地的自由。何况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重要的不是物质资源，不是外界的馈赠，而是被广泛接受的由法律保护的产权和合同基础上坚实的自由市场体系。

 

也许可以说鲍彼德是看到了援助方式的失败，但援助本身并不是失败的，根据历史过程，援助本身并不必然造成对自由的抑制，而是不当使用援助的方式会对此施加不利影响。如果资本会朝向边际收益最高的部门，如果竞争恰恰是受制于合意的法律框架，那么鲍彼德的基于个体劳动要素的个人生产观念就是合适的，由此，即便在初始状态并不公正的情形下，个人也能通过努力而获得成就。这个思路也正映射出鲍彼德对发展中国家何以不需要援助的分析，因为如果世界范围内的规则可以维持在一个公正的法律框架下，那么穷国就有机会依靠自己的努力变成强国。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一前提并不存在。何况，鲍彼德也忽视了一点，能争取到援助这一边际争取力也是穷国的生产要素之一。

 

但不管怎么说，鲍彼德关于市场机制与发展的讨论将会持久焕发她的生命力，而他对自由的洞见也将会激励人们去追求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机制，而这无疑是进一步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

 

鲍彼德作品：

1954， West African Trade. 《西非的贸易》

1957， 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学》 with B.S. Yamey

1957，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分析与政策》

1959， United States Aid and Ind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美国援助和印度经济发展》

1961， Indian Economic Policy and Development, 《印度经济政策与发展》

1968， Markets, Market Control and Marketing Boards, 《市场、市场控制和市场改革》 with B.S. Yamey

1971， Dissent on Development, 《发展的异议》

1981， Equality, the Third World and Economic Delusion, 《平等、第三世界和经济幻觉》

2000， From Subsistence to Exchange and Other Essays. 《从自足到交易》

政府会是银行的优质客户吗？_{《南方都市报》＋李华芳}

 

近日，广东禅城区政府与中国工商银行佛山分行举行禅城区产业授信100亿元签约仪式，并已经发放首笔2.38亿元项目贷款用于市容环境整治。政府要搞市政建设，需要资金，来源有以下几个途径：一是向上级财政要，二是向市场社会筹，其中就包括向银行贷。第一种方式，不新鲜，而且在上级财政吃紧的情况下，一般不容易获得财政支持。那么向市场社会筹集所需要的资金，是否可行？答案是行得通，但有困难。难度在于市场资源总是趋向于价格较高的地方，也就是资源总是流向边际收益较高的部门，因此如果市政建设无法提供足够的回报率，筹资之难难于上青天。

 

但实际上在禅城区政府获得授信的前一天，顺德区政府也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署了《银政合作协议》，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将在顺德区投放不少于100亿元的贷款。何以银行频频青睐政府项目？如果可以说在改革前沿地带的金融机构经历过更多的风浪，这话恐怕是不错的，那么在商业银行的眼中，何种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高，恐怕也是心里有数的，所以两家银行愿意对“银政联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恐怕已是胸有成竹了。“银政联姻”模式是基于市政建设急需资金，而商业银行又对其他的放贷渠道信心不足，双方才会一拍即合。

 

但这是否是基于银行天然认为政府项目因为有财政支持，而消除了实际上的风险？也就是说，对银行而言，如果市政项目回报率高，那么银行不用担心政府还钱；如果在非生产性市政项目上，一旦收益不足以还贷，也还有政府财政可以支持。因此看起来像是包赚不赔的生意。但情况真的如此吗？

 

不妨来看看贷款项目显示出来的信息，禅城区政府将把100亿贷款中的三成用于城市建设，主要项目包括天然气管网建设、农民公寓、房地产项目以及旧城区道路改造及市容市貌整治等。并且还将在工业园区建设、教育现代化建设以及产业调整升级等方面重点开展工作。这些项目有生产性的也有非生产性的，不过在涉及非生产性的项目上，例如教育方面的投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这是由于教育的外部效应。而通观整个市政项目的规划，也可以看出这些项目旨在完善投资环境，从而推动当地的持续发展。

 

这些项目不同于短平快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因此在长期将发挥作用。由此只要银行合理控制还贷利息与时限，市政建设项目就可以变成香馍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可以是银行的优质客户，尤其是政府可以将贷款项目通过公平的市场竞拍来控制项目质量，确保市场挑选出最有效率的项目施工单位。

 

不过这一切还是基于这些市政项目的预期收益，对商业银行来说，风险依然存在。万一政府项目破产了，该怎么办呢？即是说当政府的市政建设完工后，使用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回报，并且在带动其他的投资、消费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均没有太大的作为，那么银行真的能保证这些贷款不会成为肉包子打狗么？

 

要知道天下没有不承担风险就可以稳获收益的事情，这种事情即便有，消息也早就已经在市场上消化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已经将边际收益降为零了。对于银行而言，风险控制始终不可松，不管是对政府信用还是个人或者企业的信用，都是如此。而所谓优质客户是指那些信誉度高能保证其还贷和支付利息的客户，因此不管是政府是企业还是个人，不能保证信用，就无法成为银行的优质客户。

 

思想库报告vol68

本期思想库报告推出以下文章，尤其推荐羽良关于张五常＆郎咸平的精彩分析，看香港经济学者如何以自己的声音对中国大陆的改革产生了影响。这篇文章视角独特，并且资料翔实，相信对愿意深入了解中国改革方方面面的人士而言，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勘误：第67期《思想库报告》汪丁丁文章《关于研究生制度的讨论》结尾处由于编辑疏忽，没有修正以下句子"It'not your fault，it'snot your fault，it's not vour fault，（......这不是你的错......）。"应当修改为It's not your fault，it's not your fault，it's not your fault，（......这不是你的错......）。请各位读者见谅。 

焦点评论：经济改革    1

郭涛涛：中国木地板会被美国市场“永久排除”吗    1

深度分析：经济改革、媒体改革    5

羽良：张五常与郎咸平：经济改革的香港标本    5

刘晶：网络vs纸媒：进退之间    9

思想专栏    13

李华芳：恐怖主义经济学    13

张五常：如何再看中国二十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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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经济学

李华芳 RenaissanceTeam

 

不少人对经济学有偏见，认为经济学没什么用，这通常是不用反驳的，因为改革过程中竞争激烈异常，但经济学还是脱颖而出，自然是对无用论的有力反驳。其实经济学的分析还有其他用武之地，例如对恐怖主义的分析上，也可以窥见经济分析的独到之处。

 

按照福柯对恐怖的看法，那就是知道恐怖行为会发生但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生，这才是真的恐怖，也就是说不确定性带来的心灵上的恐惧感。因此理性的恐怖分子显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无规律地随意制造一些恐怖活动，例如汽车炸弹或者绑架等，就可以达成恐怖威胁的目的。而且这种恐怖活动的成本往往会低于购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核武器、生化武器的费用。因此萨达姆的恐怖很有可能是小布什的误解，因为如果萨达姆足够理性的话，就不应该选择发展核武器，而是应该选择多增加爆炸案或者暗杀行动。当然，小布什也不是省油的灯，可以用其他借口将萨达姆赶下台。

 

但就打击恐怖活动而言，对于布什的举动是否有效，大有争议。在1968年至2004年（具有完整数据的最近一年）期间，共有12,793起“跨国”恐怖主义事件（经新闻媒体报导有案可查的），即由政治、宗教或社会动因引发、并涉及攻击目标或犯罪行为的暴力事件，袭击事件造成了人们的恐慌，并酿成了悲剧，带来了损失（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06年2月21日）。即是说，在9/11事件之前，全球恐怖活动并不少，只是恐怖程度上没有9/11来得大，所以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这个重视背后是大量资源的集中，包括国防预算、警力配置、安全教育、调整移民政策等等费用。

 

可以讨论的问题是，布什政府如果在9/11之前就投入足够多的预防费用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有效避免恐怖袭击呢？或者至少可以降低这种可能性。这种成本将会比遭受袭击之后进行反击要小。贝克尔和波斯纳在他们2004年12月的博客上讨论过这个问题，也就是说防御战通常是成本更小的。

 

但是，同样的，在政府以及社会做出预防的时候，恐怖分子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他们同样面临着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的限制。那么对于恐怖组织来说，他们的最大化目标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来进行尽可能有效的恐怖活动。他们可以在下面几种方式进行选择，1是花较多的成本进行一次大的恐怖行动，例如发动像9/11这样的大事件；2是进行绑架和暗杀活动，但是由于需要考察行动对象的日常行踪，通常组织绑架和暗杀活动比较复杂，周期也比较长；3是多进行短平快的炸弹袭击，并从长期上对人肉炸弹进行洗脑，让他们心甘情愿发动自杀性袭击。比如说，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就解释由于绑架和暗杀的组织活动复杂导致它们的周期（即发生频次最高的两个峰值之间的时间）通常比炸弹袭击要长。而9/11这样的大事件，导致政府一系列后续防卫的改善，使得再次进行此类恐怖行动的成本急剧上升，成功率下降，恐怖主义者就可能转移方向。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我猜现在全球的恐怖组织一定是在休养生息，将精力放在了招兵买马和积聚金融资源上，而不是更多地发动此类袭击。复杂的大规模恐怖活动在今后较长的时间内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此类活动的成本太高了。

 

但是相比之下，恐怖程度较小的袭击则有可能再次发生。一个简单的推测是“简单事件的周期长度要比复杂事件短”。例如伦敦地铁和公交系统爆炸案距离马德里火车炸弹袭击事件仅相隔16个月的时间。而时隔不久，2006年2月24日，沙特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商Abqaiq加工厂成了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目标。虽然此次袭击并未中断出口，但人们担心恐怖分子在计划一次新的袭击以打击石油产业，全球油价会因恐怖活动不能得到有效扼制而暴涨。这就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了。恐怖活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威胁全球，形成新的恐怖。恐怖分子可能在复杂的恐怖事件和简单恐怖事件之间做出替代，而阻止这种替代效应的唯一办法就是瓦解恐怖分子的融资和招募渠道。只有如此才能消除恐怖活动，而不是跟在恐怖活动后面亦步亦趋的弥补损失。

 

那么要怎样才能瓦解恐怖分子的融资和招募渠道呢？列维特在Freakonomics中解释3k党的覆灭是因为恐怖组织的形式和命令原本以不对称的信息方式存在，而最终瓦解这种恐怖的是将这种信息通过儿童电视节目公开，恐怖组织的信息优势丧失殆尽。这可能是一种有效防止恐怖行动的方式。

 

好了，现在就剩下一个问题了，谁来打入恐怖分子内部呢？本人仅知道选择经济学家不是个好主意。

 

Todd Sandler，Walter Enders，2005，'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rror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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