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匪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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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诚”？

1，  真诚不可能是一人说了算的

说实话，是木樨的评论引起我会应的欲望。我本来只有一些意见，现在我准备写更多意见，来谈谈我对什么是“真诚”的看法。

木樨说我指责吴冠军理解斯密“出错了，至少不谨慎”？那么应该指出错在哪里？怎样理解是“正确的”？吴冠军对intersubjectivity、个人策略、公共沟通、博弈都作了分析，那你的分析在哪里呢？

这的确是真诚的要求，而我的短文也终于马马虎虎引来了些眼球，但我认为这些光荣都属于吴冠军及其长文写作，与我的手艺没有关系。好比说我本来做正当洗头生意，没有想到这些人全干起暗娼来了，导致我的生计受到威胁，于是我不得不在洗头店的牌子下，再挂一块牌子：本店只是洗头，嫖娼请到隔壁。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好了，这种讨巧的话，我也少说几句，免得你们以为我也是出来卖的。告诉你们，我是出来混的。

木樨说这篇长文，吴冠军一开始就表明不是对报纸媒体上的读者发言，而是对知识分子同道发言。问题是谁是“知识分子”。吴有权决定谁是知识分子吗？那么是谁赋予他这种权力呢？还是木樨同学有权力决定？

本文是写给任何懂中文的人看的，当然读者也就有权利批评和指正。我可不愿像你们一样把这句话“表述”成：“本文面向当下的中文读者，他们天然具有正当合法性对这个已经生成的文本进行解构和批判性解读。”谁要是这样写，说实话我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不管他姓汪还是姓吴。还有人出来为这种手艺辩护说，吴同学拿着一个小本本到处记，足见好学，似乎这个就能证明吴这个长文就不是一块“裹脚布”了。这的确是很没有逻辑，感性得很。清·陈皋谟《笑倒》讲秀才在寺庙里游荡，一日突然向僧人索要书籍，本本说浅，僧人大惊说这要是看通一本就是大家，这秀才居然都说浅，莫非……，后发现秀才是用来做枕头的。

这么说，某些人一定不太明白，得了，我告诉你吧，用功写长文和学问好不好一定关系都没有。Coase没有写过长文，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拿诺奖。我家隔壁阿二，天天拿着一本书在看，那个用功啊，连吃饭都忘记了。不过可惜是个傻瓜，那天小三子放学回家还跟阿二讲：阿二，你怎么又把书拿倒了。

那么什么是真诚的呢？妇孺皆知这要求太高了。那么能不能诚实一点来写呢？比如说你知道什么，读了什么、想到什么，明明白白写出来，别去学wanghui那种翻译腔调，要学你怎么也得学王太庆嘛。那么吴同学做到了吗？还是从题目开始说起吧。“除却真诚性，我们还剩什么？——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思想沟通、学术批评与公共批判实践”，要我写，我就写成“除了真诚，还有什么？对用汉语聊天写作的一些思考。”第一种方式是知识分子yy，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以为这样写起来很高尚，很伟大，很光荣，无数少女拜倒脚下，可是这毕竟是幻想，这么写，除那些和他一样yy的人外，没有人看了，少女拜倒固有可能，但是手淫惯了难免萎得快，按照我们亲爱的木木的说法：在床上，实践是检验功夫的唯一标准。这一检验，我相信是能区分出一些yy的人的。

真诚一点，对于那些使用“阉割了的中文”的人，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彻底在正常面前失去了自信，于是难免要把自己包装一下，就像周星驰电影里的太监贴两丿假胡子充雄壮一样。当然了，这可能就是他们真诚的方式。一个人在那里喊真诚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诚不真诚，你得听别人的。

当然哈贝马斯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摆一个真诚的姿势，哪怕别人以为你是卖弄风骚。这样，我就先来摆一下吧。我对Adam Smith以及Foucault还是下过一点功夫的，就以这两个人来谈谈为什么我对吴同学有意见吧。

2，Smith说了什么？

让我先大段引述一下吴的看法：

哈贝马斯（J. Habermas）在营建他的“沟通行动理论”时，将行动区分为两种：策略性行动（strategic action）与沟通性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前者在理论脉络上对应了从洛克（J. Locke）、斯密（A. Smith）经边沁（J. Bentham）、密尔（J. Mill）到哈耶克（von Hayek）的这一路自由主义传统，无论是侧重强调私有产权或幸福的功效计算，均是将整个思想体系大厦根基在合理性（the rational）——或者说“理性的私人使用”——之上；而后者则契合从康德（I. Kant）到阿伦特（H. Arendt）、（晚年的）罗尔斯（J. Rawls）、哈贝马斯这路康德主义传统，以理性（the reasonable）——或者说“理性的公共运用”——代替合理性为根本性基础。两百多年前，康德即在哲学层面上，犀利地质疑了合理性。康德揭示出：在经验对象与它对主体所带来的快乐之间的“合理的”关系，实因缺乏先天关联（a priori link）而根本上是“病理的”（pathological）关系。正是在这里，康德动摇了追逐自我利益的“合理-经济人（rational-economic man）之假设”（当然在《永久和平论》等政论文章中，康德自己也有斯密式的将合理性作为根基的论述）。在此基础上，代之以苏格兰的启蒙传统，康德将启蒙重新定义为“理性的公共运用”，以此开辟了将公共性（理性）置于私人性（合理性）之上的康德主义思想传统。

策略性行动在理论脉络上对应了从洛克（J. Locke）、斯密（A. Smith）经边沁（J. Bentham）、密尔（J. Mill）到哈耶克（von Hayek）的这一路自由主义传统，无论是侧重强调私有产权或幸福的功效计算，均是将整个思想体系大厦根基在合理性（the rational）——或者说“理性的私人使用”——之上；木樨同学说我要指出他错在哪里才显得我真诚，可是我本来盼望有些人能自己去读的。因为他人的“读”总是有些不那么可靠。比如轻易说Smith将思想奠基在理性的私人使用上。这个论断显然是没有读过《国富论》第一章，顺便说一下，商务译本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在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N NATIONS第一章中，Smith就指出，被广为运用并发挥指导作用的大部分技术、技巧和判断力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而后斯密就举了著名的制针的例子。这写在Random House，1937，page3开头的明白文字怎么就让人得出了理性的私人使用呢？劳动分工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个人理性不是出于个人的原因，是理性在两个层面的使用。这两个层面分别是：私人和公共。你连这第一章都不肯读，我怎么能指望你继续读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那么你一定也不知道斯密的文学讲义，法学讲义和神学笔记了。

按照斯密的体系，在神－信仰的指引下，道德情操使人能同情共感，设身处地为太人着想（对应kant的道德律，以及Rawls的最大最小原则），相互交流，并在法律的保障之下，一个人就可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正是内心的观众和看不见的手相互作用，使社会处于均衡的状态。但是均衡如何走向发展，一个国家的财富如何增加，是劳动分工和市场拓展促成的。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人的一种天然倾向，是互通有无以及相互交易促成了这一倾向。如果没有理解错，那么斯密是说“交流”（exchange的多种意思的一种），吴同学认为“策略性行动是私人性的、合理的，以追逐自己利益为行动之最终诉求，而沟通性行动则是公共性的、理性的，私人利益之考量被完全摒弃在这种行动之外。”这种论述的确有点不负责任。如果不说最近博弈论的发展，已经考虑到其他人（公共）的策略会影响个人策略的话，我们单单看斯密也是可以获得这一点毫不费力的认识的。

斯密说“我们以契约、交换和买卖的方式使彼此都能获得各自所需要的帮助”，契约、交换和买卖，没有理解错，那么也都是公共的。我很高兴这位吴同学还不忘记提到了Hayek。对于理性的合理利用，在私人和公共层面上，我觉得没有人比Hayek更深刻的理解斯密和kant。尽管很多人不以为然。Hayek1988年的论文曾经提到如何处理理性在私人和公共层面上的运用，他说必须回到苏格兰哲学：to do good for others, does not require deliberate action to further the perceived interest of others. 在某种程度上，他回应了kant的置疑。喜欢后现代哲学的，应该也会明白对康德置疑的置疑是这一派思想的一个来源，他们乐此不彼。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对斯密的误解导致的。这种误解，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没有读过斯密，或者说有人偷懒了。这是多么羞耻的行为，这是很不真诚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的批评不是一屁不值的。那些写下“策略性行动是私人性的、合理的，以追逐自己利益为行动之最终诉求，而沟通性行动则是公共性的、理性的，私人利益之考量被完全摒弃在这种行动之外”断语以及同意这一断语和接下去分析的人们，至少都是偷懒的。如果我冤枉你们，请拿着斯密的文本理直气壮指着我的鼻子说：你y王八蛋，斯密不是你说的那样的。那我多少会认为你有了一点真诚。

3福柯说了什么？

如果对斯密的误读造成了吴同学的任意划分，以及接下来分析的不着边际的话，那么对福柯同样轻易的“使用”，让我觉得这种真诚就像偷情的尼姑抱着头一样矫揉造作。

吴认为“信任总是指向他者，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而真诚性则指向自身，是主体的自我伦理学，是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对自我的关护”（福柯语）。”我一直认为这种话是喜欢中文的人无法忍受的，什么是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对自我的关护”，还福柯语。那一个混蛋福柯说过这么不中不洋的话。福柯说的是comme modalités du gouvernement de soi，别让廉价的翻译糟蹋了你的眼睛。这话如果翻译成中文，我觉得“自我关怀”就可以了。在法兰西学院讲主体与真理的时候，福柯就指出主体追求真理所表现出来的，的确有审美的含义，但是那说的是Simmel的审美学，和政治审美，y，没有一点关系。在这里引用来说明公共领域沟通的困难和对自我的约束，那是用错了。

福柯不是用中文写作，如果你热爱他，居然不肯用他写作的语言去读他，这tmd是一种什么样的热爱？（这问句借用陆兴华）。更何况，福柯在Le gouvernement de soi et des autres的讲座中，沿袭了第四讲Les anormaux与第八讲Le gouvernement des vivants中的问题，讨论了对自我和别人的约束问题，在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正常的时候，福柯明确指出了真诚和真理是不同的，对一个人的判断是所有主体意见的竞争，每一种都想争取支配的权力的竞争，而后达到妥协的结果。所谓福柯认为自我爱护是对主体约束云云，对福柯也是误解重重的。

福柯所谓technique de soi探讨自我管理的方式，是指个人为了追求真理而与那些“污染”真理的隐藏在各种符号背后的权力做斗争时，使用的方式。按照我的理解，福柯正在独立的发现斯密曾经讲过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真理和个人追求的真理。一个是公共层面的妥协，另一个是信仰体系。这一点从福柯对主体的历史研究中可以看出来。吴认为福柯说的是个人运用自己的坚决意志与生存艺术对自己的躯体、思想、行动、存在方式施加某种影响，改变自我，以达到某种愉悦、纯洁、智慧或永恒状态的自由实践。显然是联想《性史》一二两卷，胡乱编造的。L'Usage des plaisirs要讲的是进一步拓展“人如何认识自己”这个问题。而不是改变自我达到愉悦的问题。稍微读过《性史》的人，恐怕不能得出吴这样的怪论。我们通过排除他人而让自己被这种排除所“构造”，这是福柯《性史》讨论的问题，但是主体并没有被改变。自我关怀与真理问题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吴之乱用，并不是我无端指责。

吴同学接着说：“真诚性正是这样一种自我施加于自身的技术，一种对内的激进要求，一种对自我的关护。在这个知识分子均无法有效作出真实性宣称与正当性宣称的后形而上学时代，通过自我技术所作出的真诚性的宣称，至少使知识分子得以用自身不竭的实践（沟通性行动），来抵抗泛滥于外部现实社会中的策略性行动。”各位，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是人要真诚一点，是人妖就别装着奶大来吸引别人么？人妖是策略性行动？即便是的，他不真诚么？

4你在说什么？认识你自己

“什么是批判”这个福柯提出来的问题，吴同学如是说。接着就到了kant什么是启蒙。不过吴同学是不是知道福柯所谓的（什么是批判）Qu'est-ce la critique，在演讲的时候，福柯本人要求改为Was ist Aufklaerung作为对康德的呼应。他的问题仍然是什么是启蒙？福柯这么笨？重复康德的问题？由此看来，你没有读过法兰西演讲录，哪怕一讲。

可是福柯就在你的笔下被搬弄来搬弄去，你不觉得这真的太不真诚了么？吴接着说：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将康德的“理性的公共运用”直接同知识分子关联起来，强调（1）必须出现在报纸与出版物上；（2）必须呼吁每一个人的意识与良知。启蒙成为了一种批判的实践与在我们的自主中永恒的自我创造。自主被界定为个人实行批判性判断以摆脱主导性信仰和欲望之影响的能力。批判就是其自身的最后目的；启蒙的态度即是一种批判的态度（critical attitude）。福柯认为，诸如自由等启蒙理想都是“未作定义的”（undefined），因此批判正是去搜寻它们尽可能深远的“新的原动力”（new impetus）。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应体现在批判性地研究限度这一实践形式中。因此，批判是在启蒙中成长起来的公共理性的“运用手册”，反过来说，启蒙正是批判的时代。这就是康德心目中的启蒙，也是福柯百般呼唤的启蒙。

福柯要是读到这样的对他的认识，一定会后悔写了《性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福柯说启蒙这件事情搞来搞去都想掌握真理，拥有权力，可是我并不想关心权力，我只是想知道权力的历史是怎么样的。什么在我们的自主中永恒的自我创造？什么个人实行批判性判断以摆脱主导性信仰和欲望之影响的能力？吴的意思是批判是寻求真理的办法。但是接下来就一跳到了启蒙正是批判的时代。这是怎样的逻辑大跃进啊。姑且不说批判和自我关怀之间的差异，什么是批判？批判在自我和公共两个层面如何开展？什么叫批判就是最后目的？回想德尔斐神谕吧：认识你自己。

福柯说的是，在人们说的东西中，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思想，也不是这些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什么一开始就把他们系统化。把吴冠军们硬生生变成了wanghui那种写作腔？他们没完没了地探讨这些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并不存在的话语，并任由这些话语将自己改造。说改造是客气，难听点就是阉割。从而使他们丧失了基本的中文写作能力。

不要割裂来看福柯，对历史的研究贯穿了福柯的一生。福柯对什么东西出现了又消失了非常感兴趣，可是吴在文章里指出福柯对于知识分子的论断，唯一不明白的就是福柯是说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时代了。知识分子的标准已经不是由某些人垄断了，而是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都可以介入的。简单来说，赵忠祥倪萍出两本书，也有人称老师；吴冠军出一本书，也有人称老师。但是你不能认为你这老师就比别人更加知识分子？除非你愿意陷入福柯说的那样，排除他人，通过排除他人来yy自己。

吴又说：福柯眼里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御用文人），其角色不是告诉公众做什么，不是颁布法令，也不是帮助建构预言或许下承诺，也不是设计制度与程序，其任务不是正面性的肯定，而是批判地质疑不证自明的事物，打破习惯的东西，消除熟悉的和被接受的东西，重新检验规则与制度。因此，对于福柯而言，“理论并没有表达、反映、应用于实践，它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即“批判的实践”。福柯甚至强调，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批判就是一种普遍的美德。我注意到其中用了不是正面肯定这样的字眼，恕我直言，福柯在《政治、哲学与文化》中明白写着：人们必须相信自己，作为历史分析和社会学分析，人们需要建立自己的伦理。不知道这是不是正面的。不要忘记，福柯正是对知识分子强调责任时说这一番话的。

这么说吧，福柯的意思是知识分子要讲真话，别tmd搞七搞八；你自己要去追求真理，但是不要为了权力，因为你去求真，你是为了更好认识你自己。这是很诚实的态度。什么“福柯甚至强调，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批判就是一种普遍的美德”这是没有的，相反我倒认为真诚是一种普遍的美德。不过，这是因为别人逼得你真诚，逼得你老实，不然少了我这样的读者，不知道你们还要把福柯强奸多久呢？

通过对以上Smith和Foucault在吴文引用中的分析，我个人认为我在一些意见中的意见仍然成立。当然，对于这样的文字，我唯一的建议是：真诚一点。

- 作者： 小李匪盗 访问统计：　2005年09月12日, 星期一 22:48 加入博采